《中国摄影报》消息（记者柴选  文）：3月16日，失踪于抗日战场的知名摄影记者方大曾遗留的837幅珍贵原版底片，由其家人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。方家三代精心保管近70年，历经战火等多重磨难的这批珍贵影像史料，终于找到令所有牵肠挂肚者都满意的归宿，成为社会公共的影像财富。
       方大曾生于1912年，早年毕业于中法大学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挎着照相机投入抗日救亡运动，拍摄了大量抗战一线的真实照片，用摄影作品揭露日伪政权的罪行。1936年，方大曾写出抗战初期最有影响的报道《绥远抗战》；1937年7月，他抢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，最先向世界报道了震惊中外的“卢沟桥事变”，写出长篇报道《卢沟桥抗战记》，并用相机记录了事变真相；随后他又作为《大公报》的特派记者，只身活跃在平汉线北段，报道抗日前线的最新战况。1937年12月中旬，方大曾在战场失踪。方大曾失踪后，其摄影成就曾一度不为人知，直至上世纪90年代，家人保存的方大曾拍摄的大量照片经台湾《摄影家》杂志披露、中国摄影出版社推出《寻找方大曾》一书后，才使得这位中国摄影界“首位战地记者”的真实身世大白于天下。
      据主持捐献这批珍贵底片的方大曾的外甥张在璇介绍，抗战全面爆发后，方大曾除回家拿过一次胶卷外，就再也未回到位于北京协和胡同7号（今10号）的家中，方家人得到方大曾的最后消息则是1937年9月30日《大公报》刊出的《平汉线北端的变化》一文。作为方家惟一的儿子，方大曾让其母亲颇为牵挂，无论战局多么混乱，老人一直坚守家中等着儿子的消息，并尽全力保护儿子留下的所有底片，直至离世。
      方母去世后，方大曾的底片又由妹妹方澄敏和姐姐方淑敏接管，“文革”期间，这些底片还曾交给红卫兵。直到“文革”后期，方澄敏无意间在单位工会一个角落发现堆在报纸下边的底片袋，才使底片失而复得。当时，被方母保管了几十年的装底片的木盒也被单位食堂用来售饭票，方澄敏做了个新盒子才换回装底片的旧木盒。
      从小爱好摄影的张在璇曾先后在四川《凉山日报》、《四川日报》从事摄影工作，退休后的方澄敏也常将整理好的方大曾拍摄的底片寄到四川，请张在璇冲印放大。这不仅让张在璇全面了解和重新认识了舅舅拍摄的那些照片的意义，而且也有了向外界宣传的想法。后经多方介绍，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《中国摄影》杂志在国内最早刊发了其中数幅。
    美国耶鲁大学一位教授通过媒体看到有关资料，想高价购买方大曾拍摄的《绥远抗战中穷困老百姓扒被毙汉奸军衣》一照，但被方澄敏拒绝了。1995年，已82岁高龄的方澄敏经过慎重考虑，将方大曾遗留的底片资料全部转交张在璇保管，并提出两点希望，一是为方大曾办个影展，二是为其出本画册。后来，影展在多方协助下，于2002年“卢沟桥事变”65周年之际在成都举办，但方澄敏为方大曾出画册的愿望至今也未能实现。
      去年，经致力于老照片研究的收藏家殷晓俊介绍，中国国家博物馆联系到张在璇。几经接洽并与家人商量后，张在璇决定代表全家将这批珍贵影像资料捐给国家博物馆。就在国家博物馆打电话联系捐赠事宜那天，保管这些底片数十年的方澄敏老人悄悄地去世了。
      国家博物馆派专人对这837幅底片进行整理后发现其图像清晰，画面质量很高，照片内容不仅有绥远抗战前线的情景，还有北京、天津、内蒙古、山西、河北等地区的民风民俗，对研究抗战时期的历史、展示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、反映当时劳苦大众的生活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高崇理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：“它们填补了国博这方面藏品的空白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。” 

     （中国文化报-喻非卿 摄）